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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朗读

第二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汉娜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我走到哪儿都期望能见到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才习惯于下午没有她,我才在阅读或随便翻阅书籍时停止自问,哪些书适合朗读。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肉体才不再对她的肉体那么渴望了。有时候,我自己也注意到了我的胳膊和大腿在睡觉时是怎样地在寻摸着她。我哥哥多次在饭桌上开我的玩笑,说我在睡觉时叫喊着汉娜。我还记得我在课堂上魂不守舍,只是在想她的情景。最初几周里所具有的这种令我痛苦万分的负疚感后来消失了。我避开她住过的房子走另外的路,而且,半年后我的家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城区里。不是我把汉娜忘记了,而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她的回忆自己停止了,不再伴随我了。回忆被留在了身后,就像一列火车继续向前行驶而把一座城市留在其后一样。它依然存在,在什么地方潜伏着,我可以随时驶向它,得到它。但是,我不必非这样做不可...

我记得,中学生活的最后几年和大学生活的最初几年我过得非常愉快,但是能让我说得出的幸福又微乎其微。我没费什么力气就完成了学业,中学结业考试和出于无奈而选择的法律专业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友爱、情爱和离别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不在话下。我把一切都看得很轻,这样,一切对我来说都很轻松。也许正因为如此,记忆中的内容才如此之少。或许这种少只是我的一种感觉?我也在怀疑我现在的这种认为当年我过着幸福生活的感觉符合当年的实际吗?如果我再往前追忆的话,就会想起足以令我感到痛苦难堪的情景,我也就会意识到,虽然我告别了对汉娜的回忆,但却没有战胜它。汉娜不会使我再低三下四了,我也不会再卑躬屈膝了,我不再欠谁什么,不再感到内疚,不会再与任何人如此相爱,以至于她的离去会让我感到痛苦。当时,我对这些并没有这么清楚地思考过,但却明显地感觉到了。

我养成了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惯,表现得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都无动于衷和不困不惑。我不参与任何事情。我还记得,有位老师对此看得很清楚。一次他与我谈起此事,我很傲慢地就把他打发掉了。我也记得索菲。在汉娜离开这座城市不久,索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她在疗养院度过了三年的光阴,在我刚上大学时她回来了。她感到孤独寂寞,在寻找与老朋友的联系,这样,我很容易就赢得了她的心。我们一起睡过觉之后,她发现我的心不在她那儿,她含着眼泪说:“你怎么了,你出了什么事?’我还记得,我的祖父去世前,在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要给我祝福,我都解释说我不信这个,它对我毫无价值。当时,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还感到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简直木可思议。我也记得,一个小小的示爱的手势,不管这手势是针对我的还是对别人的,都会让我激动得喉咙咬住。有时候,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足以使我如此激动。我既麻木不仁又多愁善感,这甚至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2

我又见到汉娜是在法庭上。

那不是第一次对集中营罪犯的开庭审判,也不是规模很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这次审判开了一门课,他希望借助学生们的帮助对整个审判过程进行追踪并对此加以分析。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纳粹历史及有关的审判程序进行研究的人士之一。我已记不得了他要考查、证明或者驳斥什么。我记得在课堂上我们就禁止追加惩罚进行过讨论。根据他们犯罪时就业已存在的刑法的有关条款来审判那些集中营看守和刽子手就足够了吗?或者视其犯罪之时人们如何理解运用这些刑法条款,并要看这些条款是否也涉及到他们?什么是法?是法律条文的规定还是在社会上真正被实施和遵守的东西?或者,法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加以实施和遵守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否已被写进法律条文?那位教授是一位流亡国外后归来的老先生,但在德国法学界仍是一位局外人。他以他的渊博学识,但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地参加了关于一些问题的讨论,不过,那些问题都是些不能靠学问解决的问题。“仔细观察一下那些被告人,您将找不出任何一个真的认为他当时可以杀人的人。”

我们上的那门课在冬季学期开始,法庭的审判在年初,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法庭开庭审判。教授每天都指派了一组学生做文字记录。星期五大家坐下来讨论,把一周来的审判情况清理出来。

清理!清理过去!我们参加这门课的学生把自己看做是清理的先锋。在过去的可怕历史上已经积满了一层尘埃,我们用力地把窗户打开,让最终能卷起这种尘埃的风进来。但是我们还要为人们的呼吸、人们的视觉而负责。同样,我们也不完全依赖我们的法律知识。必须要进行审判,这对我们来说是确定无疑的。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或那个集中营的看守或刽子手的审判流于肤浅,这我们来说同样是确定无疑的。那些利用看守和刽子手的人,那些没有阻止他们的人,或者至少在一九四五年该揭发检举他们而没有这样做的人现在被送上了法庭。我们在清理工作中对他们进行审判,谴责他们的可耻行为。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在第三帝国时期扮演的角色也完全不同。有些人的父亲参加了战争,其中有两位或三位是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有一位是纳粹党卫军兵器部的军官,有几位在司法、行政机构发迹升迁。我们的父母中也有教师和医生,其中一位同学的叔叔是和帝国内政部长共事的高级官员。我敢肯定,只要我们问起他们而他们又给我们答复的话,他们所要告诉我们的会是五花八门。我的父亲不想讲他自己,但是我知道,他哲学讲师的位子是因为预告要开一门关于斯宾诺莎的深而丢掉的。做为一家出版旅游图和导游手册的出版社的编辑,他带领我们全家度过了那场战争。我怎么能谴责他是可耻的呢?但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们都谴责我们的父母是可耻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起诉他们,因为一九四五年之后他们容忍了他们周围的罪犯。

参加我们这门课的学生形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明显特征的小组。起初其他学生称我们为集中营问题研究班,不久之后我们自己也如此称呼起来。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一些人不感兴趣,更多的人感到惊讶,另一些人感到反感。现在我想,我们在了解这段可怕的历史并在试图让其他人也了解这段可怕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热情,的确令人反感。我们读到、听到的事实真相越可怕,控诉和清理的任务也就越明确。即使是令我们窒息的事实真相,我们也要胜利地高举着它们。瞧这!

我报名参加这个研讨班完全是出于好奇,因为这样就可以换点其他内容了,否则一味是买卖法、犯罪和参与犯罪、德国中世纪法典或古代法律哲学。我把已经养成的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惯也带到了班上。不过,在那个冬季里,我越来越不能自拔,不是不能从我们所读、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中自拔,也不是不能从研究班的学生们所表现出的热情中自拔。起初,我只想分担一点同学们的科学、政治或伦理道德方面的热情,但是,这不过是自欺而已。我越来越想更多地参与,想与他们分担全部热情。其他人可能还是觉得我仍!日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认为我高傲自大。可我在那个冬季的几个月里自我感觉不错,觉得已属于那个研究班了,觉得我了解了自己、自己所做的事和与我共事的同学。

3

法庭的审理在另外的一个城市里进行,开车去那里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此前,我与那个城市从未发生什么关系。另外一位同学开车,他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那是一个星期四。法庭的审理在星期一就开始了,前三天的审理时间都用于辩护律师为辩护人提申请。我们第四组将要经历的是法庭对被告人的直接审理、这将是法庭审理的真正开始。

我们轻松愉快,情绪高涨地沿着山路在盛开的果树下面行驶。我们的所学总算有用武之地了,我们感觉自己不仅仅是观众、听众和记录员,观审、听审和做记录是我们对清理工作所做的一份贡献。

这座法庭是一座世纪之交的建筑,但又没有当时法庭建筑所常有的富丽堂皇和睦俄昏暗。刑事陪审法庭开庭的大厅里,左边是一排大窗户,乳白色的玻璃挡住了人们从里向外张望的视线,但却挡不住从外面照射进来的光线。检察官们坐在窗前,在明媚的春天和夏日里人们只能辨认出他们的轮廓。法庭上坐着三位身着黑色长袍的法官和六位陪审员。他们坐在大厅的正面,在他们右侧的长椅上坐着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由于人数众多,桌椅一直摆到大厅中间,摆到了观众席前。有几位被告和辩护律师背对着我们坐着,其中就有汉娜。当她被传唤,站起来走向前面时,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立即就听出了她的名字:汉娜·史密芝。随后我也辨认出了她的形体,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宽阔的后背和她那强健有力的手臂,令我感到陌生的是那盘起来的头发。她站在那儿,挺着胸,两腿纹丝不动,手臂松弛下垂,穿着一件蓝色的短袖上衣。我认出了她,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当法官问到她是否愿意站着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赫尔曼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现年四十三岁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在柏林的西门子公司工作过并于一九四三年秋去了党卫队时,她说是。

“您是自愿去党卫队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汉娜没有回答。

“尽管西门子给您提供了一个做领班的职位,您还是去了党卫队,对吗?”汉娜的辩护律师跳了起来:“尽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假设一个女人应该更喜欢在西门子做个领班而不应该去党卫队吗?您没有任何理由就我的委托人的决定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坐下了。他是谁一的一位年轻的辩护人,其他人都上了年纪,有几位很快就暴露出来是老纳粹。汉娜的辩护人制止了他们使用隐语和推论。但是,他很急躁,这对他的委托人非常不利,就像他的同事们的满口纳粹论调对他们的委托人也十分不利一样。尽管他的话让审判长看上去不知所措,使他对汉娜为什么去了党卫队这个问题不再刨根问底,但是他的话给人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她去党卫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迫不得已。一位陪审法官问了汉娜想在党卫队里做什么工作。汉娜解释说,党卫队在西门子和其他工厂征聘女工做替补看守,这样,她就报了名,并被录用了。尽管她做了这样的解释,但是,人们对她的不佳印象已无法改变了。

审判长要求汉娜用是与否来证实下列问题:是否直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一直在奥斯威辛,是否于一九四四年与一九四五年之交的冬天被派往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营,与那里的被关押者一起西行并到达了目的地,是否在战争结束时到过卡塞尔,是否从那以后经常更换居住地。她在我的家乡住了八年,那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经常更换居住地就能证明有逃跑的嫌疑吗?”辩护律师用很明显的讽刺口吻问道。“我的委托人每次更换居住地都在警察局登记和注销户籍。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要逃跑,她也掩饰不了任何事情。逮捕法官认为我的委托人受到的指控严重,面临引起公愤的危险,他感到无法容忍。难道这可以成为剥夺她人身自由的理由吗?我尊敬的法官先生,这是纳粹时期抓人的理由,是纳粹时盛行的做法,纳粹之后被废除了,这种做法现在早已不存在了。”辩护律师说话时带有一种人们在兜售下流故事时所表现的不良用心和洋洋得意。

我对此感到震惊。我发现,我认为逮捕汉娜是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人们对她提出了控告、严重谴责和强烈怀疑——关于这些我还一点不知详情,而是因为把她关在单人牢房里她就会从我的世界中,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想离她远远的,让她远不可及,让在过去几年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她变成一种记忆,仅仅是一种记忆。如果辩护律师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做好再次见到她的准备,我就必须使自己清楚我是否见她和如何见她。而且,我看不出他怎么能不成功。如果汉娜到目前为止没有企图逃跑,那么她为什么现在要去这么做呢?她能掩饰什么呢?这恰是逮捕她的一个理由。审判长看上去又不知所措了。我发现这是他的一个计策。每当他认为某种意见具有阻碍性和令他感到不愉快时,他就摘掉眼镜,用近视的、不肯定的目光打量着发表意见的人,同时皱着眉头,或者避而不谈已经发表的意见,或者开始这样发问:“您的意思是……”或“您是想说……”并用另一种方式重述一遍别人发表的意见,让人确实感到他对此不感兴趣,同时也使人相信逼他是没用的。

“您的意思是逮捕官错误地估计了下面的情况:被告人没有对书面的传讯做出反应,没有去找警察局、检查院和法官?您是想提交一份撤销逮捕令的报告吗?”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这样的报告,被法庭驳回了。  

4

法庭的审理我一天都没有错过,其他同学对此感到奇怪,教授对此表示赞赏,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当中就有了一位能把上一组同学的所见所闻传达给下一组同学的人。只有一次汉娜向观众和我这边看了看,否则的话,在所有审理的日子里,当她被一位女看守带进来时和坐下之后,她都把目光投向法庭的长椅上。这使她看上去很傲慢,同样使她显得傲慢的是她与其他被告人不交谈,与她的辩护律师也几乎不说什么。不过,法庭审理持续时间越长,其他被告人之间的交谈也越少。他们在法庭中间休息时与亲朋好友站在一起交谈,早上在观众席上看到他们时,向他们招手呼唤。汉娜在法庭休息时仍旧留在她的座位上。

这样一来我只能从后面看她。我可以看到她的头、她的脖颈和肩膀。我研究她的头、她的脖颈和她的肩。如果事情与她有关时,她会把头抬得特别高。当她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时,或遭到了诽谤中伤和攻击时,或吃力地回答问题时,她都把肩往前探,脖颈青筋就暴涨起来。她的反驳总是不成功,她的肩也就总是又垂下来。她从未耸过肩,也从未摇过头。她太紧张了,以至于连耸肩、摇头所要求的轻松自如的动作都做不到。她也不允许自己把头偏着,也不允许自己低头或者靠着。她僵硬地坐着,这种坐姿一定很痛苦。

有时候,一咎头发慢慢地从她的发夹中掉出来,卷曲在一起垂在脖颈上,在穿堂风中来回飘摆。有时候汉娜穿一件连衣裙,它的领口很大,以致她左肩膀上面的一块胎痣都露了出来。这使我想起我把她脖颈上的头发吹开然后去亲吻那块股清、亲吻她的脖颈的情景。但是,这种回忆只是一种记忆而已,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在持续了几周长的法庭审理期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感觉就像麻木了一样。我也偶尔刺激过它,尽可能十分清楚地去想象汉娜被指控的那些行为,同时我也去回想她脖颈上的头发和她肩膀上的那块胎痣。结果就像用手拖了一下打了麻醉药的胳膊一样,胳膊不知道被手掐了一下,而手却知道它把胳膊掐了,大脑起初也分不清这两种感觉,但下一步就把二者分得十分清楚了。也许手用力太大,被掐的地方一时会苍白无血色,过了一会儿血液才流通,被掐的地方才又恢复了血色,但是,感觉却没有随之回来。是谁给我打了麻醉药呢?是我自己,因为若不麻木不仁的话,我能承受得了吗?这种麻木不仁不仅仅在法庭的大厅里起作用,它不仅仅使我能够面对汉娜——我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位熟人,一位爱过她、渴望过她的熟人,它还使我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平平淡淡,不论是在大学里的与朋友相处,还是在家里的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相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类似的麻木不仁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但在辩护律师身上你观察不到这种麻木不仁。在整个审理期间,他们始终是吵吵闹闹、非常自负地争高争低,有时过分尖刻,有时大吵大闹、厚颜无耻,其程度根据个人气质和政治素质而有所不同。虽然审理已使他们精疲力竭,使他们到了晚上也疲惫不堪或者声音更尖锐刺耳,可是经过一夜的养精蓄锐,他们第二天又和前一天一样,吵吵嚷嚷地上阵了。那些法官也并不示弱,每天都斗志昂扬。但他们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这首先因为审理对象和结果太使他们震惊,而后麻木不仁又开始发挥了作用。这种麻木不仁在审判员和陪审员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在最初几周的审理中,当他们听到那些可怕的事实时,明显地表现出震惊或者强做镇定自若:有时讲述人泪流满面,有时泣不成声,有时非常具有煽动性,有时又偶然若失。后来,他们的面部表情就又趋于正常了。他们相互之间也能笑着在对方的耳边低声评论什么,或者当一位证人事无巨细地做证时,他们也开始不耐烦地叹气。在审理期间,当需要到以色列一位女证人那儿取证的消息被公布时,人人争先恐后。其他同学总是被新的事实所震惊,他们每周只来一次法庭,每次都要面对可怕的历史打破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事实。我却日复一日地留在法庭,冷眼旁观他们的反应。集中营的囚犯如何才能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活过来,如何才能适应自己,如何才能对新来囚犯的惊恐万状冷眼视之呢?麻木不仁!他们以同样的麻木不仁对待杀人和死亡。那些幸存者留下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记载了这种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削弱了生命的作用,使不法行为肆无忌惮,使用毒气杀人和焚烧人的行为变成了家常便饭。在那些罪犯寥寥数语的说明中可以看到,他们也把毒气室和焚烧炉看做是日常生活,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把他们的肆无忌惮和冷漠无情视为一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的麻痹状态。在我眼里,那些被告人好像仍!日而且永久地被束缚在这种麻木不仁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变成了化石。

当我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共性进行研究时,当我不仅仅研究罪犯和受害者身上的麻木不仁,而且也对我们这些人——法官、陪审员、检查官和记录员,这些后来与此有关人员的麻木不仁进行研究时,当我把罪犯、受害者、死亡者、活着的人、幸存者和永垂不朽者相互进行比较时,我就感觉不舒服,过去感觉不舒服,现在仍然感觉不舒服。允许人们做这样的比较吗?当我在发言中做这样的比较时,我虽然总是强调不应该抹杀罪犯是被迫去集中营还是自愿去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是他们自己在忍受痛苦还是给别人带来痛苦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相反,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这种区别的重要性,但是,我总是引火烧身——引起别人的震惊和愤怒,如果我的这种观点不是针对其他人的指责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而是在他们尚未对我进行指责之前就提出来的话。我现在自问——当时我就已经开始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屠杀犹太人的那段可怕的历史观?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能理解无法理解的事情,不应该去比较无法比较的事情,也不应该去询问,因为询问者本人把那可怕的过去变成了一种谈话的题材。虽然他们对那可怕的过去毫不怀疑,但却不把它视为骇人听闻的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我们应该仅仅停留在这种耻辱感和负疚感上吗?为什么?我之所以这样自问,不是因为我参加研究班时所拥有的那种清理和解释过去的热情在法庭审理期间消失殆尽了,但是,仅仅审判和惩罚少数几个人,我们肇事者的后代也仅仅感到那段历史是骇人听闻的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就可以了吗?

5

第二周,法庭宣读起诉书。宣读起诉书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使用了一天半的虚拟式。被告首先犯有……此外她犯有……再有她犯有……因此她触犯了某条某款,此外她犯有这种罪行和那种罪行,她的行为是违法的和犯罪的。汉娜是第四名被告人。这五名被告都是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营的女看守。克拉科夫是奥斯威辛的一个外围集中营。一九四四年春,她们从奥斯威辛被派往那里。她们是代替在一家工厂的爆炸中被炸死或者炸伤的女看守们。在那家工厂里,集中营里的女囚犯们要做工。指控之一是被告们在奥斯威辛的行为,不过,与另一项指控相比,这一指控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已不记得另一项指控是什么了。它们与汉娜毫无关系而只涉及到另外几位女看守吗?难道与另一项指控相比对奥斯威辛的指控就不重要了吗?或者它本身就不重要?一个在奥斯威辛呆过并由此而被捕的人却不是因为他在奥斯威辛的行为而遭到指控,这不显得令人难以容忍吗?

当然了,这五名被告并不是那所集中营的头头。集中营有一名指挥官,一个警卫队还有其他女看守。一天夜里,囚犯们被赶着西行,途中遭到轰炸,大部分警卫队的人和女看守在轰炸中丧了生,有几位当天夜里开了小差,而指挥官出发不久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那些囚犯在那天晚上的轰炸中本不该有任何人能活下来,但是还是有一对母女活了下来。那位女儿写了一本关于集中营和那次西行的书,并在美国付样。警察和检查院不仅找到了这五名被告,而且还找到了几位证人,西行队伍在一个村子遭到轰炸时他们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最重要的证人就是那位女儿和她的留在以色列的母亲。女儿专程来到了德国。为了向她的母亲取证,法庭、检查官和辩护人去了以色列。那是审理过程中我唯一没经历到的一个片段。

最主要的一项指控是在集中营中进行的挑选。每个月大约有六十名妇女被送出奥斯威辛,同样也有这个数目的妇女被送进来,这个数目不包括在这期间死掉的。所有的人都清楚,这些妇女在奥斯威辛将被杀掉,这些被送进来的都是在工厂里木能再做工的。那是一家弹药厂,尽管弹药厂本身的工作并不繁重,但是在那家弹药厂里,妇女们几乎没做她们本该做的工作,而是要参加建筑,因为年初的一次爆炸使工厂遭到严重破坏。另一项重要指控涉及那个遭到轰炸的夜晚,一切都结束于那一夜。警卫队和女看守们一起把好几百号的女囚徒关在了一个村子的教堂里。大部分村民已经逃离。没有落下几枚炸弹,轰炸的目标也许是附近的火车道,或者一座工厂,也许是在空袭一座大城市之后还剩几枚炸弹,于是随意乱投下一枚炸弹刚好击中了警卫队和女看守们过夜的牧师住宅,另一枚炸弹落到了教堂的塔上。起初是搭着了火,接着是教堂的房顶,然后教堂的全部屋梁火光冲天地塌陷到了教堂的里面,于是,教堂里面的全部椅子都开始着火。沉重的大门纹丝不动。那些被告完全可以把门打开,但是她们没有这样做,那些被关在教堂里的妇女都被烧死了。

6

法庭审理对汉娜来说糟得不能再糟了。在审问她个人情况时,她就没给法庭留下什么好印象。起诉书宣读完之后,她要求发言,因为她认为有些事不属实。审判长愤怒地驳回了她。他说,在刑事诉讼主要程序开始之前,她已有足够的时间研究起诉书,而且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现在人们已进入了主要程序,起诉书中起诉的事属实不属实,要由听证来决定。听证开始时,审判长建议放弃朗读那位女儿写的那本书的德文版本,因为有家德国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此书,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已经人手一本草稿。审判长恼怒的目光注视着汉娜,他让其辩护律师说服她,使她同意这样做。汉娜不同意。她也不想接受那种认为她在一次初审中承认过她曾经拿到过教堂的钥匙的说法。她说,她没有拿过那把钥匙,没有人拿过那把钥匙,根本就没有开教堂的一把钥匙,而是有好多把开好多门的钥匙,它们都插在门外的锁眼里。但是,在一份审判员的审讯记录中所记载的情况却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份记录由她本人阅读过并签了字。她问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强加于她,但这丝毫无济于事。她问得声音不大,听起来并不自以为是,但却很固执。就像我感觉到的那样,她感到困惑不解和无可奈何。她说人们强加于她时,并不是谴责他们这样做违反了法律。但是,审判长先生却是这样理解的,而且反应强烈。汉娜的辩护律师急忙跳起来,热心地为她辩护。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想把人们对他的委托人的谴责据为己有时,他又坐了下来。

汉娜想要讨个公道。她认为她被冤枉的地方,她就提出抗议;如果她认为别人对她的谴责公正的话,她也接受。她有时固执地抗议,有时心甘情愿地承认,好像她要通过承认来获得抗议的权利,或者通过抗议的方式来承认她正常情况下无法争辩的事情。但是,她没有注意到她的固执惹恼了审判长。她对前后关系没有概念,对游戏规则没有概念,对自己的和别人的表达方式都没有概念,不知有罪或无罪,判刑或释放往往取决于表达方式。为了弥补她的这种缺陷,她的辩护律师必须是个经验丰富、沉着自信或者高人一筹的高手才行。或许汉娜不该那样难为他,她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的不信任,但她没有能选择她所信赖的律师。她的律师是由审判长为她指定的,他有义务、有责任为她进行辩护。

有时汉娜也能取得某种胜利。我还记得对她在集中营里挑选囚犯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审讯。其他被告用某时某刻做了某事来否认参与了此事,汉娜却心甘情愿地承认参与了此事,但她说她不是惟一的一个,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和其他人一起参与了此事。这样一来,审判长就不得不逼问她。 “挑选是如何进行的?”

汉娜描述道,她们几位女看守取得了一致意见,从她们六人所主管的同样大小的范围内,选出同等数目的囚犯,也就是说,每人选出十名,总共为六十名。但是,被选出的人数在低发病的情况下和高发病的情况下要有所木同。这样,所有当班的女看守最后要一起决定谁该被送回去。

“你们当中没有人回避此事,您所讲的包括所有的人吗?”

“是的。” “难道您不知道您是送那些囚犯去死吗?”

“当然是知道的,可是新的要来,先来的必须要给后来的让地方。”

“因为要腾地方,您是这样说的吧:你,你,还有你就必须被送回去杀掉吗?”

汉娜没有弄明白审判长想以此问什么问题。

“我有……我认为……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汉娜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肃问题提出来的。她不知道她该怎样做,又能怎么做。因此她想听一听看上去广见多识的审判长该怎样做。

一时,大厅里鸦雀无声。被告人向审判长提问题不合乎德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但是,现在问题被提出来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在等着审判长的回答。他必须回答,不能避开问题或者做非难性的评论或者用反问的方式拒绝回答。每个人都清楚,他自己也明白,我也明白了他做出恼怒的表情的诡计。恼怒的表情给他戴上了一副假面具,在这副假面具的背后,他为自己回答问题赢得了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他拖延的时间越长,人们的期待就越大,气氛就越紧张,而他的回答就必须越好。

“有些事情人们根本就不该做,如果不去做不会要命的话,人们就必须回避。”假如他说汉娜或者他自己如何做,也许就足够了。只谈论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和人们做什么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与汉娜提出的问题的严肃性不相符。她想知道的是处在她当时的情况下,她应该怎样做,而不是有什么事情人们不可以做。审判长的回答显得无可奈何,毫无分量。在座的人都有同感。大家都很失望地深深地呼了口气,惊奇地望着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这场舌战的汉娜。但是,汉娜本人仍在沉思。“那么,我要是……没有……如果我不能在西门子公司报名呢?”

那不是向法官提出的问题。她在自言自语,她在犹豫不定地自问,因为她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她在怀疑这个问题的正确性,在寻找它的答案。

7

汉娜有时固执己见地进行抗议,这使审判长大为恼火。同样,她有时心甘情愿地认错,这也气坏了其他被告。这无论是对她自己的辩护还是对她们的辩护都十分不利。证明材料本来对被告有利。那幸存下来的母女和她们写的书是第一项主要指控的推一证明材料。一个好的辩护律师,应该能够在不抨击母女证词的情况下就能够令人信服地驳回对那几位被告参与挑选囚犯的指控。就这一点而言,证词不精确,也不可能精确,因为毕竟还有一名指挥官、一个警卫队和其他的女看守,以及一项层层下达的命令和任务,这样,这些囚犯在这个等级制中就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也只能看清楚与这相关的部分。类似的情形在第二项指控中也存在:那母女俩被关押在教堂里,不能就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做证。虽然被告不能找任何借口,说她们当时不在现场,因为当时在那座村子里生活过的那些证人与被告交谈过,现在还记得她们,但是,这些证人必须要注意防止引火烧身,否则,人们会说,本来他们是可以把那些囚犯救出来的。如果仅仅是那几位被告在场的话,难道村民们就制服不了几个女人而自己把教堂的门打开吗?为了减轻那几位被告和作为证人的他们自己的负担,他们难道不必须站到被告这一边来吗?他们不会说当时他们都处在警卫队的暴力或命令之下吗?不会说因为警卫队确实没有逃跑,或者至少像那几位被告估计的那样,他们为了抢救一座野战医院的伤员只是离开了很短的时间,不久就又回来了吗?

当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意识到像这样的策略由于汉娜心甘情愿地认错而落空时,他们又换了一个策略。他们想利用汉娜认错的主动性,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以此减轻其他被告的罪行。辩护律师们很专业地不动声色地这样做着,其他被告以愤怒的谴责为其助威。

“您说过,您知道您是送囚犯去死,这只是说您自己,是吗?您的同事们知道什么,您不可能知道。您也许能猜测,但是却不能最终断定,不对吗?”问汉娜的是另外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我们大家’,这样说比说‘我’或说‘我自己’要容易得多,不对吗?您,仅您一人,在集中营里有被您保护起来的人,每次都是位年轻的姑娘,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位,有这么回事吧?”

汉娜犹豫不决地说:“我相信,我不是淮一的一个…,

“你这个卑鄙下流说谎话的家伙!你的心肝宝贝,那是你的,你一个人的!”另一位被一个油嘴滑舌。尖酸刻毒的悍妇,用一种慢得像母鸡打咯咯的口吻说道。她显然很恼怒。

“可能是这样的吧,您说‘知道’的地方仅仅是您的猜想,而‘猜想’的地方是您的捏造吧?”’那位辩护律师摇着头,好像对得到她的肯定的回答比较担心。“所有在您保护之下的人,当她们令您感到厌倦时,您就会在下一批被送往奥斯威辛的人中把她送走,有没有这回事?” 汉娜没有回答。

“那是您特殊的、个人的选择,难道不是这样吗?您不再想承认它了,您想把它隐藏在大家都做过的事情的背后。但是……”

“啊,天哪!”在接受听证之后又坐到观众席上的那位女儿用手蒙住了脸说,“我怎么能把这件事给忘了呢?”审判长问她是否想补充她的证词。她没有等被传呼到前面去,就站了起来在观众席的座位上讲了起来。

“是的,她有心爱的人,总是年轻、体弱而温柔的姑娘中的一位。她把她们保护起来,关照她们,不让她们干活,给她们安排较好的住处并在饮食上给予较好的照顾。到了晚上,她把姑娘带到她那儿,姑娘们不允许说出她们晚上和她做了什么。我们当时想,她和那些姑娘在一起……因为她们也都被送走,好像她用她们来满足她自己的乐趣,然后又厌倦了她们似的。但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一天,有位姑娘还是说了出来。我们才知道那些姑娘是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地在为她朗读。这要比她那样……好得多,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累得要死好得多。我一定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我不会把这件事给忘掉的。但是,那样确实好吗?”她坐下了。

汉娜转过身来望着我,她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我,我才意识到她早就知道我在这儿了。她只是看着我。从她的面部表情看,她既不是在请求什么,也不是在追求什么,更不是在保证或许诺什么。我看得出来,她的心里是多么紧张,身体是多么疲惫。她的眼圈是黑的,面颊两边从上到下各有一条我所不熟悉的皱纹,虽然还不太深,可是却已像一条疤痕一样。我在她的注视下脸红了,于是她移开了目光,把它转向法庭中的长椅子。

审判长想知道向汉娜发问的那位辩护律师是否还有问题要问被告。他想知道汉娜的律师是否还有问题要问。应该问她,我在想,问她选择了体弱、温柔的姑娘是否是因为她们反正承受不了建筑工作,是否是因为她们总归要被送往奥斯威辛,是否是因为她想使她们最后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好受一点。说呀,汉娜!说你是想使她们最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说这就是你挑选体弱、温柔姑娘们的原因,说不存在其他原因,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辩护律师没有问汉娜,汉娜自己也什么都没有说。 

8

那位女儿写的关于她在集中营生活的那本书的德文版,在法庭审判结束后才出版。虽然在法庭审理期间已经有草稿,但是,只有与此案有关的人才能得到。我只好读英文版的,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件非同寻常和颇为吃力的事情。运用一门尚未完全掌握的外语,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特有的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感觉。尽管人们特别仔细认真地读过那本书,但仍旧没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就像对书写它的这门外语一样,人们对它的内容也感到陌生。

多年以后,我又重读了那本书,并且发现,这种距离感是书本身造成的。它没能让你从中辨认出任何人,也不使任何人让你同情,包括那母女俩以及和她们一起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呆过,最后在奥斯威辛和克拉科夫遭受了共同命运的那些人。无论是集中营元老、女看守,还是警卫,他们的形象都不鲜明,以致人们无法褒贬他们的行为。书中充斥着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那种麻木不仁。然而,在这种麻木不仁中,那位女儿并没有失去记录和分析事实的能力。她没有垮下来,她的自怜和由此产生的自觉意识没有使她垮下来。她活下来了,集中营里的那几年,她不但熬过来了,而且还用文学形式又把它再现了出来。她冷静客观地描述一切,描写她自己v她的青春期和她的早熟,如果必要的话还有她的机智。

书中既没有出现汉娜的名字,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联想到或辨认出她。有时候,我认为书中的某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看守就是汉娜:执行任务时认真到丧尽天良的地步,但是,我又不能肯定。如果我仔细地对照一下其他被告的话,那个女看守又只能是汉娜。但是书中还有其他女看守。在一所集中营里,那位女儿领教了一位被称做“牡马”的女看守的厉害,她年轻漂亮,俗尽职守,残酷无情,放荡不羁,正是这些令作者回忆起了这个集中营里这一位女看守。其他人也做过这种比喻吗?汉娜知道这些吗?当我把她比喻为一匹马时,她是不是回想起了这些,因而触及了她的要害?

克拉科夫集中营是那母女俩去奥斯威辛的最后一站。相比之下,到那里算是改善。那儿的活虽然繁重,但是生活容易些,伙食好些,而且六个人睡在一个房间总也比上百号人睡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要好。房里也暖和一些,女犯们可以从工厂回集中营的路上捡一些木材带回来。人们恐怕被挑选出来,但是这种恐惧感也不像在奥斯威辛那样严重。每个月有六十名女犯要被送回去,这六十名是从大约一千二百名中被挑选出来的。这样一来,人们只需拥有一般体力就有希望继续活二十个月,而且,人们甚至可以希望其体力超过一般水平。此外,人们也可以期望这场战争在不到二十个月的时间里就会结束。

随着集中营的被解散和囚犯的西迁,悲惨再次降临。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女囚们身上穿的衣服在工厂里已是薄不可耐,在集中营里尚能让人承受,但是在冰天雪地里就不足以抵寒了。她们的鞋子就更惨了,它们通常是用破布或报纸做的,这样的鞋在站立和慢走时还能不散架子,但是在冰天雪地里进行长途跋涉就不可能不散架子了。那些女人不仅仅要长途跋涉,她们常被驱赶着小跑。“向死亡进军?”那位女儿在书中这样问道并回答道,“不,是赶死,是向死亡飞奔!”许多人在路上就垮掉了,又有许多人在粮仓里,或者在一面墙下过夜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些妇女中几乎一半都死掉了。

教堂要比那些女囚此前的栖身之处——粮仓或墙下要好多了。在这之前,当她们经过被遗弃的庭院并在那过夜时,警卫队和女看守们就分别占据能住人的房间。但在这里,一个正在被遗弃的村庄,看守们住进了教士住宅,而让女囚们住进了一个比粮仓和墙角好得多的教堂里。她们这样做了。在村子里她们甚至还得到了热汤喝,好像结束这种痛苦不堪的生活变得有希望了。这些妇女就这样入睡了。随后不久炸弹就落了下来。教堂的塔尖在燃烧时,在教堂里面只能听得见燃烧声却看不见火焰。塔尖坍塌并砸到屋架后,又过了几分钟才看得见火光,随后火焰也一点一点地蹿了进来,点燃了衣服。燃烧着的房梁掉下来点燃了座椅和布道坛。屋架很快塌人大堂,一切都熊熊燃烧了起来。

那位女儿认为,如果那些女人马上齐心协力地砸开其中的一扇门的话,她们还是可以得救的。但是当她们明白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将要发生,以及没人给她们开门时,为时已晚。当击中教堂的炸弹把她们惊醒时,正值漆黑的夜晚,有好一会儿工夫,她们只听得见塔顶上的一种令人奇怪和惊恐杂音。为了能更好地听清楚、弄明白那杂音是怎么一回事,她们都屏住了呼吸。那是火焰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火光时而在窗后闪烁,那是投在她们头顶上的炸弹,那意味着大火由塔顶蔓延到了房顶,女人们直到屋架上的火焰明显地看得见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些。她们一旦意识到了这些,就开始大喊大叫,她们惊慌失措呼喊救命,向大门冲去,一边叫喊,一边拼命地摇撼和捶打着大门。

当燃烧的房顶轰轰隆隆地塌到教堂里面时,教堂里面的墙皮脱落下来使火势更旺,就像一座壁炉一样。大多数女人并不是窒息而死,而是被熊熊燃烧的大火给活活烧死的。最后,大火甚至烧透、烧红了教堂的铁皮大门,不过那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那母女俩能活下来,完全是侥幸。当那些女人陷入惊慌失措时,她们也在其中。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她们逃到了教堂的廊台上。尽管她们在那儿离火焰更近,但是这无所谓,她们只想单独呆着,远离那些吱哇乱叫的、挤来又挤去的、浑身上下着火的女人。廊台上很狭窄,狭窄到燃烧着的房顶都没有触及到它。母女俩紧紧地挨在一起,站在墙边,看着。听着那大火的肆意燃烧。就是第二天她们都不敢走下台阶来,不敢走出去。夜幕降临后,在黑暗中又担心害怕摸不到台阶,找不到路。在第三天的黎明时分,当她们从教堂里走出来时,遇到了几位村民。村民们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她们而说不出话来。他们给了她们衣物和食物,然后让她们逃走了。

9

“您为什么不把门打开?”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向每个被告都提出同样的问题,每个被告都给予了同样的回答:她们无法打开。为什么?有的说,当炸弹击中教士住宅时,她受伤了。有的说,她被轰炸吓得呆若木鸡。有的说,在轰炸之后,她要照料受伤的警卫队员和其他受伤的女看守,她把她们从废墟中救出来,为她们包扎,护理她们。有的说,她没有想到教堂,她不在教堂附近,没有看到教堂着火,也没听见从教堂里传来的呼救声。

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警告她们:报告读上去可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谨慎表达方式。如果说从纳粹党卫队的档案里发现的报告所记载的是另外一回事;那就错了。但报告读上去的确是另一番情形。报告里指名道姓地提到谁在教土住宅里被炸死了,谁受了伤,谁把伤员用货车送到了一家野战医院,还有谁乘坐军用吉普车陪送。报告提到,女看守们被留了下来,目的是让她们等候大火烧尽,防止火势蔓延和阻止囚犯们趁火逃跑。报告中也提到了囚犯们的死亡。

被告们的名字不在名单里面,这说明她们属于留下来的女看守之列。既然把女看守们留下来是为了阻止囚犯们逃跑,这说明从教士住宅抢救伤员并把他们送到野战医院的工作还没有全部结束。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那些留守下来的女看守让教堂里的大火肆意疯狂地燃烧,并坚持不打开教堂的大门。在那些被留下来的女看守中间,正如从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有这几位被告在内。

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被告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这样说。他们说那篇报告是错的。报告里讲,被留下的女看守的任务是阻止火势的蔓延,只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那篇报告的荒谬。她们怎么能来完成这项任务。这是胡说八道,而且另外的一项任务,即阻止囚犯趁火逃跑,同样也是胡说八道。阻止逃跑?好像她们不必要照料自己人了似的,也好像不能去照料囚犯了似的,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跑掉似的。不!那篇报告把她们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她们的功绩和所遭受的痛苦,完全颠倒了。怎么会有这样一篇如此错误的报告?她们也都自称不知道。

轮到那位慢条斯理、尖酸刻毒的被告人时,她说她知道。“您问她吧!”她用手指着汉娜说:“是她写的那篇报告,她有罪,只她一人有罪,她在报告中隐瞒了自己而想把我们扯进去。”

审判长就此问了汉娜,不过,那是他的最后的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没有把门打开?”

“我们在……我们要……”汉娜在寻找答案,“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才是。”

“你们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才是?”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死掉了,一些人开小差了。他们说,他们要把伤员送往野战医院,然后再返回来。但是他们心里明白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对此也十分清楚。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去野战医院,伤员们的伤势并非十分严重。他们还说,伤员需要地方,他们正好没有什么东西……正好不愿带着这么多的女人一起走,否则我们也一起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 “您都干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教士住宅起火了,还有教堂的塔顶。男人们,还有小汽车开始时还都在,随后他们就离开了。转眼之间只剩下我们和教堂里的女囚。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武器,但是我们不会用。假使我们会用它们的话,这对我们几个女人来说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该如何看守住这么多的女囚呢?走起路来长长的一列,就是紧凑一起也够长的,看守这样长的队伍,需要比我们这几个女人多得多的人力。”汉娜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她们开始喊叫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此时把门打开让所有的人都跑出来的话

审判长等了一会问:“您害怕吗?您害怕被囚犯们战胜吗?”

“囚犯会把我们……不,不会。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使她们重新就范呢?那一定会乱作一团的,我们一定对付不了这种局面,而且一旦她们企图逃跑的话…·”审判长又等了一会儿,但是,汉娜没有把那句话说完。“您害怕一旦逃跑的事情发生,您会被捕,会被判决,会被枪毙吗?”

“我们当然不会轻易地让她们逃跑的,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都在看守她们,在集中营,在行军的路上。我们看守她们的意义所在正是不让她们逃跑。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知道如何做是好,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囚犯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活下来。已经死了那么多了,剩下这些活着的也已经如此虚弱……”

汉娜注意到,她所说的事情无助于事,但是她又没别的可说。她只能尽力而为他说好她所要说的事情,更好地去描述,去解释。但是她说得越多,事情对她就越糟糕。由于她感到进退维谷,就又转向了审判长问道:

“要是您的话会怎么做呢?”

但是,这一次她自己也知道她不会得到回答。她不期待回答,没有人期望得到一个回答。审判长默不作声地摇着头。

不是人们对汉娜所描述的那种不知所措和无助的情形无法想象。那个夜晚的情景:寒冷,冰雪,大火,教堂里女人的喊叫,那些曾命令她们和陪同她们的人的逃之夭夭。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囚犯放出来该会是什么样子呢!但是,认为当时这些被告的处境确实很难就可以相对减轻她们的罪责吗?人们就可以对她们的行为不那么感到震惊了吗?就可以把它看做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在一条人烟稀少的道路上发生的一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祸,而认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不知道如何是好?或者,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都应该担负的两种责任之间的矛盾呢?人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人们不愿意去想象汉娜所描述的情景。 “报告是您写的吗?”

“我们在一起商量了该写什么,我们不想把责任都推到那些开小差的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也不想把责任都揽到我们自己身上。”

“您说,你们一起商量了。谁执的笔呢?”

“称!”另外的那位被告又用手指着汉娜。

“不,我没有写。谁写的,这重要吗?”

一位律师建议请一位鉴定专家对报告的字体和被告人史密兰女士的字体进行比较鉴定。 “我的字体?您想要我的字体……”审判长、那位律师还有汉娜的辩护律师在讨论了一个人的字体超过十五年之后是否还能保持它的同一性,是否还能让人辨认出来。汉娜注意听着,几次想插话说什么,或者要问什么,越来越坐立不安。最后她说:“您不需要请鉴定专家,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

10

我对每天都自愿参加的研讨会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即使我回忆法庭的审理情形,也记不起来我们都做了哪些科学的整理工作,我们就什么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想要知道什么,那位教授都教了我们什么。

但是,我却记得那些周日。在法庭的那些天,使我对大自然的色彩和气息产生了新的渴望。在节假日和星期六,我把在学习中所落下的课程尽可能都补上了,这样,在做课堂练习时,我至少能跟得上,也能完成本学期的学分。星期天,我总是出去。圣山,米西尔教堂,彼斯麦塔,哲学家之路,河岸,一个星期天接着一个星期天,

我走的路线仅有很小的变动。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所看到的大自然足以用丰富多彩、变化无穷来形容。深绿色的莱茵平原有时处在热气中,有时在云雾中,有时在雷雨乌云中。在森林里,当阳光照耀时可闻得花香,闻得果甜;当雨水四溅时可喷得到泥土的气息,嗅得到去年新落下的树叶的味道。我一点不需要也不寻找比这更多的多样性。行程一次比一次远些,下次度假的地方通常是上次度假时发现并喜欢的地方。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应该更大胆一些,应该强迫自己去锡兰、埃及和巴西,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所熟悉的地区,为的是加深对旧地的了解。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更多。

在森林里,我又发现了我揭开汉娜秘密的地方。那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别具一格的树木或悬崖峭壁,没有什么非同一般的可以看到那座城市和那片平原的视角,没有什么会促使你产生意想不到的联想。在周而复始他对汉娜进行思考后,我竟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追踪了这个想法,最后也得出了结论。真是筋疲力尽之时,也正是柳暗花明之日。这种情况随处可见,或者至少在这种情况下随处可见:你对一个环境或一种情况非常熟悉,以至于凡是你感受到并接受了的、令你惊讶的东西,都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产生于内心。我得出结论的过程就像一个人走在一条路上,先爬上陡峭的山坡,再穿越马路,再经过一个泉井,然后穿过一片森林:先是古老的、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之后才是明亮的小树丛。

汉娜既不会读也不会写。

所以她才让人给她朗读,所以在我们骑车旅行时,才让我承担读写的任务,所以当她那天早上在旅馆里发现我的字条时,才大发雷霆——她猜测出了字条的内容和我的期待,害怕自己出丑,所以她才逃避了有轨电车公司对她的提升——作为售票员,她可以掩饰她的弱点,如果被培训当司机,那她的弱点将暴露无遗,所以她才回避了西门子公司对她的提升而做了一名女看守,所以为了避免和鉴定专家对质,她承认了那篇报告是她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在法庭上拼命地争辩吗?因为她既不能读那位女儿写的那本书又不会看控告词,她才看不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并为此做相应的准备吗?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把受到她特殊照顾的人送往奥斯威辛吗?是因为她怕她们发现她的弱点而想杀人灭口吗?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把那些体弱者纳入她的保护之下吗?

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她为自己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而感到羞耻,所以她宁愿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愿自己出丑,这个我能理解。我对由于羞耻而去回避、拒绝、隐瞒、伪装并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有亲身体会,但是,汉娜在法庭上和集中营中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她对不会读写感到可耻吗?她认为做一个文盲比做一名罪犯更丢脸吗?她比暴露自己是个罪犯更害怕暴露自己是个文盲吗?

当时和从那时以来,我经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汉娜的动机是害怕暴露自己,那为什么不暴露自己是一个无害的文盲而要暴露自己是个可怕的罪犯呢?或许她认为什么都不暴露就能蒙混过关吗?她这么愚蠢吗?她这么爱虚荣,这么邪恶吗?为了避免暴露就去做罪犯吗?

当时和自那时以来,我总是拒绝这样想。不,我对自己说,汉娜没有想去犯罪。她没有接受西门子公司对她的提拔,而不自觉地决定做了女看守。木,她没有因为她们为她朗读过就把那些温柔体弱的人送往奥斯威辛。她特别把她们挑选出来为她朗读,是因为她想使她们在被送往奥斯威辛以前的最后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木,在法庭上,汉娜没有在暴露自己是文盲还是暴露自己是罪犯之间进行斟酌。她并没有三思而后行,她的行为举止缺少策略性。她宁可被绳之以法,也不愿暴露自己是文盲。她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她的真理、她的正义。那是个可悲的真理、可怜的正义,因为她总要伪装自己,因为她从未开诚布公过,从未完全自我过。不过,那是她的真理和正义,为此而进行的奋斗是她的奋斗。

她必须要使出全身解数来。她不仅仅在法庭上要争要斗,她必须要永远奋斗,其目的不是为了向世人显示她能做的事情,而是向世人掩饰她不能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其起步意味着节节败退,而其胜利隐藏着失败的生活。

汉娜离开我家乡时的处境和我当时对它的想象之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同寻常地触动着我。我曾十分肯定她是被我赶走的,因为我曾经背叛和否认过她。她离开了有轨电车公司确实逃避了一次暴露。不过,我没有把她赶走的这一事实,丝毫没有改变我背叛了她的这一事实。这就是说,我仍旧负有责任。如果说我没有什么责任的话,是因为背叛一名罪犯不必负什么责任;如果说我负有责任,是因为我曾经爱上过一个罪犯。

11

由于汉娜承认那篇报告是她写的,其他被告就可以轻松地出牌了。她们说,凡汉娜一个人处理不了的事情,她就逼迫、威胁和强迫其他被告一起做。她把指挥棒揽在自己手里。她既执笔又代言,她总是做最后决定。

对此,做证的村民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反驳。他们看见那熊熊燃烧的教堂被许多穿制服的女人看守着,门没有被打开。这样,他们自己也不敢去开门。当她们第二天早上开拔时,他们又遇见了她们,而且在这些被告中又认出了她们。但是,由于只是在晨窿中相遇,哪位被告是发号施令者,是否真的有哪位被告在发号施令,他们也说不清楚。“但是你们不能排除这位被告做了决定吧!另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指着汉娜说。

他们不能排除,他们怎么能排除!看到其他被告明显地更年老,更疲倦,更胆小和更痛苦,他们也不想排除这种可能性。相比之下,汉娜就是个头头。除此之外,有个头头存在也减轻了村民们的负担。他们在一伙严厉的、有领导的女人面前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总比在一帮不知所措的女人面前而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要好得多。

汉娜继续抗争着,对的她就承认,错的她就反驳。她的反驳越来越困惑,越来越暴躁,她的声音不大,但其厉害程度令法庭感到惊讶。

最后,她放弃了争辩,只是在被问到对她才说话。她的回答简短扼要,有时候甚至漫不经心。好像为了让人更明显地看出她已经放弃了,她现在说话时也不站起来。审判长也惊讶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庭审理刚开始时,审判长曾多次对她说过不必站起来,她可以坐着讲话。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法庭在审理接近尾声时已经厌战了,想尽早把事情了结,大家都已经心不在焉,都想在经过几周对过去的审理后再回到现实中来。

我也感到厌倦了,但是我却不能把事情置于脑后。对我来说,审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起初,我是一名听众,突然之间我变成了参与者、一同游戏的人和共同决策者。我并没有去寻找和选择这一新的角色,但是我却得到了它,不管我愿意与否,不管我是采取了主动还是被动。

如果我能做什么的话,我也只能做一件事。我可以去找审判长,对他说汉娜是个文盲,她并非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是个主角并负有主要责任。她在法庭上的言谈举止并不能说明她特别固执己见、不理智或者厚颜无耻,而只能说明她对其控告词和那本书事前缺乏了解和认识,也是由于她缺乏战略战术意识的结果。这对她为自己辩护极为不利。她虽然负有责任,但是她所负的责任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样重大。

也许我的话不能令审判长信服,但是,我会促使他去思考,去调查研究。最终结果将证明我是对的。汉娜尽管将受到惩罚,但是她的罪责将会减轻。她尽管要坐牢,但是会早些时候被放出来,会早些时候重获自由。她的争辩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些吗?是的,她是为此而抗争的,但是她不愿为了获得成功而暴露出自己是个文盲,她不想为此付出代价。她也不会愿意我为了她在监狱里少呆几年而出卖她。她可以自己讨价还价,但她没有那样做,说明她不想那样做。对她来说,为了她的自我价值蹲几年监狱也值得。

但是,这对她来说真的值得吗?她从这种虚伪的、束缚她的、令其丧失活力的、使其无法施展才能的自我价值中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把用于掩饰真实谎言的精力用于学习,她早就能学会读和写了。

当时,我曾试着与朋友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你设想一下,有人想毁掉自己,故意毁掉自己,你就是能挽救他,可你将挽救他吗?你设想一个手术,病人服用了连麻药都无法相比的毒品,但他又耻于向麻醉师开口讲他服用了毒品,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告诉麻醉师真相吗?你设想一次法庭审理案,有一名被告将会受到惩罚,他是个左撇子,但是他为此感到羞耻。如果他不讲出自己是一个左撇子,因而不能完成一个用右手实施的行为,你能对法庭说明此事吗?你设想一下,某人是一名同性恋者,作为同性恋他不会于某种行为,可是他又耻于做一名同性恋者而不说明真相。这不是人们是否应该耻于做一名左撇子或做一名同性恋者的问题,您想一想,这是被告为自己感到羞耻的问题。

12

我决定和我父亲谈谈,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我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既不能把他的感情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又不能接收我们带给他的感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猜想在这种互不通气的行为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没有发掘的宝藏。但是后来我怀疑那儿是否真的有什么东西。也许他年轻时有过丰富的感情,但是没有表达出来,天长日久这种感情就变得枯萎,就自消自灭了。

然而,正是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距离我才找他谈。我找的谈话对象是一位哲学家,他写过有关康德和黑格尔的书,而且我知道书中写的是有关道德问题。他也应该有能力就我的问题和我进行抽象的探讨,而不是像我的朋友们那样只举些空洞的例子。如果我们这些孩子想和父亲谈话的话,他像对待他的学生一样与我们预约时间。他在家里工作,只是在有他的讲座和研讨课时才去大学。想要和他谈话的同事和学生都到家里来。我还记得学生们排着长队靠在走廊的墙上等着,有的阅读点什么,有的观赏挂在走廊里的城市风景图,也有的同学呆呆地东张西望。他们都沉默不语,直到我们这些孩子打着招呼穿过走廊时才回以一个尴尬的问候。我们与父亲约谈当然不必在走廊里等候,但是,我们也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去谈,敲门后让进去时才能进去。

我见过父亲的两个书房。第一个书房,也就是汉娜用手指巡摸书脊的那间,它的窗户面向街道,对面有房屋。第二个书房的窗户面向莱茵平原。我们六十年代初搬进的那座房子坐落在山坡上面,面向城市。当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我的父母仍旧住在那儿。这处房子的窗户和那处房子的窗户一样不是外凸式的,而是内凸式的,仿佛是挂在房间里的一幅画。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书籍、纸张、思想、烟斗和香烟冒出的烟相互交织在一起,足使外来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压抑感。我对它们既熟悉又陌生。

我父亲让我把问题全盘兜出,包括抽象描述和举例说明。“与法庭审判有关,对吗?”但是他摇着头向我示意,他并不期待得到回答,也不想逼迫我和不想知道我自己不想说出的事情。这之后,他坐着沉思起来,头侧向一边,两手扶着椅子的扶手。他没有看着我,我却仔细地打量着他,他的满头银发,他的总是刮得很糟糕的胡腮以及他那从鼻梁延伸到嘴角和两眼之间的清晰的皱纹。我等着。

当他讲话时,他先把话题拉得很远。他教导我如何对待人、自由和尊严;他教导我把人当做主体对待,不允许把人当做客体来对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妈妈教你学好时你是如何大发雷霆的吗?把孩子放任到什么程度,这的的确确是个问题。这是个哲学问题,但是哲学不探讨孩子问题,哲学把孩子们交给了教育学,可孩子们在教育学那儿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哲学把孩子们遗忘了。”他看着我笑着,“把他们永远忘记了,不是偶尔把他们忘记了,就像我偶尔把你们忘记了一样。”

“但是…”

“但是在成人身上,我也绝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别人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置于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之上。”

“‘如果他们后来对此感到很幸福的话,这样做也不行吗?”

他摇着头说:“我们谈论的不是幸福而是尊严和自由。当你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已经知道它们的区别了。你妈妈总有理,这并没有让你从中得到安慰。”

现在我很愿意回想和父亲的那次谈话。我已经把它忘记了,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开始在沉睡的记忆中寻找我与他的美好会面和美好的经历及美好的感受。当我找到它时,我惊奇不已地思考着它,它使我非常幸福。当时,父亲把抽象的东西和形象逼真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这使我最初感到很困惑,但是,我最终还是按他所说的去做了,我不必去找审判长谈话,我根本不允许自己找他谈话。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的父亲看着我说:“你这样喜欢哲学吗?”

“还可以。我不知道人们在我描述的上述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行动。如果人们必须采取行动却又不允许行动的话,我想,对此我会感到非常不幸。现在我感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感到轻松?感到安慰?感到愉快?这听上去不道德和不负责任。我现在感觉不错,这听上去既道德又负责任,但我不能说我感觉不错,而且感到比卸下重负还好。 “感觉不错吗?”我父亲试探着问。 我点点头,耸耸肩。

“不,你的问题不会有愉快的解决办法。当然了,如果你所描述的情况是一种责任重大的情况的话,人们就必须要采取行动。如果一个人知道怎样做对其他人有好处,但他却闭上了眼睛,视而不见,这时,人们就必须努力让他睁开眼睛,正视此事。人们必须让他本人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人们必须和他谈,和他本人谈,而不是在他背后和其他什么人谈。”

和汉娜谈?我该和她说什么呢?说我识破了她的生活谎言?说她正在为这个愚蠢的谎言而牺牲她的整个一生?说为了这个谎言而牺牲不值得?说她应该争取尽量减少蹲监狱的年限,以便在出狱之后能开始更多的生活?到底该说什么呢?说到什么程度?她应该怎样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呢?我不为她展示一个生活远景就能让她抛弃她的生活谎言吗?我不知道什么是她的生活远景,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面对她和该说什么,说她在做了那些事情后,她生活的近期和中期远景就是该坐牢?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也不知道到底该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她。

我问我父亲:“如果人们不能跟他交谈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他怀疑地看着我,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已经离题了。这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而是我必须做出决定的问题。

“我无法帮助你。”我父亲说着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不,你不必走,我只是背痛。”他弯曲地站着,双手压着腰。“我不能说,不能帮助你,我感到遗憾,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把我作为哲学家向我求教时。作为一名父亲,我不能帮助自己的孩子,这简直令我无法忍受。”

我等着,但是他不再往下说了。我发现他把这事看得无足轻重。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应该对我们多加关心和他怎样才能更多地帮助我们。随后我又想,他自己也许也清楚这个,而且的确感到难以承受,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对他说什么了。我感到很尴尬,而且觉得他也很尴尬。 “好吧,以后……

“你以后可以随时来。”父亲看着我说。我不相信他的话,可我还是点点头。

13

六月,法官们去了以色列,为期两周。那里的听证用不了几天,但是法官和律师们把公务和游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内盖夫及红海结合了起来。这是一次公私兼顾的度假,费用自然也不会有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不正常。

我计划把这两周完全用于学习,但是,事情并未按我所设想的那样进行。我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无法集中精力听教授们讲课,无法集中精力看书。我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开小差,我浮想联翩。

我看见汉娜站在熊熊燃烧的教堂旁,表情僵硬,身着黑色制服,手执马鞭。她用马鞭在雪地里画着小圆圈,然后用长统靴一脚踢开。我看见她怎样让人为她朗读,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提问题,不做评论。当朗读的时间结束时,她便告诉她的朗读者,明天她将被送往奥斯威辛。那位瘦弱的、头上长出黑色头巷、眼睛近视的宠儿开始哭泣起来。汉娜用手敲敲墙壁,随后进来两位也穿着有条纹衣服的女囚犯,她们便把那位朗读者生拉硬拖出去。我看见汉娜沿着集中营的路走着,进了囚犯们住的临时搭建起来的木板房,监督她们干活。她带着同样僵硬的表情、冷酷的目光、微薄的嘴唇做着这一切。囚犯们突然低下头,弯腰屈背地干活,躲避到墙边,躲进墙里,恨不得消失在墙壁里。有时候囚犯被集合起来,来回跑步,或练习列队行走。汉娜站在她们中间,喊着口令。她喊叫口令时的表情丑陋难看,手中的马鞭令其更难看。我看见教堂的塔顶坍塌到教堂的房顶上,火光冲天。我听见女人们绝望的呼救声。我看见第二天早上被烧毁的教堂。除了这个情景之外,我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个在厨房里穿长统袜的汉娜,那个在浴缸旁拿着浴巾的汉娜,那个骑着自行车、裙子随风飘舞的汉娜,那个在我父亲书房里的汉娜,那个在镜子前跳舞的汉娜,那个在游泳池向我这边张望着的汉娜,那个听我朗读、与我交谈、喜欢我、爱我的汉娜。当这些情景杂乱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最为糟糕。汉娜的形象还有:那个长着薄薄的嘴唇的、爱我的和那个目光冷酷的汉娜,那个默不作声听我朗读的和那个在朗读结束时用手敲击墙壁的汉娜,那个与我交谈和那个问我做鬼脸的汉娜。最糟糕透顶的是那些梦,梦境中,那个冷酷无情、专横跋扈、粗暴残酷的汉娜竟然引起了我的性欲。我带着渴望、羞愧和愤恨从梦中醒来,我忐忑不安,不知自己是何许人。

我知道,那些幻想已经落入微不足道的俗套,它对我所熟悉、所认识的汉娜来说不公平。不过它还是很有威力的,它破坏了我心目中的汉娜形象,使我总是联想起汉娜在集中营的情景。

当我现在回想当年的情景时,我发现,能让人具体地想象集中营生活和谋杀情景的直观形象是多么少。我们知道奥斯威辛刻有铭文的大门、多层的木板床及成堆的头发、眼镜和稻子。我们知道比肯瑙集中营带燎望塔的大门、侧廊和火车通道。我们知道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由盟军在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发现并拍摄下来的尸山图片。我们知道为数不多的几篇由囚犯写的报道,但是,许多报道是战后不久出版的。这之后,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又有这类报道出版发行。战后到八十年代这期间,这类报道不属出版社的出版发行项目。今天有这么多的书和电影存在,这样,集中营的世界就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想象的世界的一部分,集中营的世界使我们共同拥有的现实世界变得完整起来。世界充满想象。自从电视系列片《大屠杀》和电影故事片如《索菲姬的抉择》,尤其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上映以来,想象力开始在世界上活跃起来,想象不仅仅限于现实,而且还给它添枝加叶。这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几乎是静止的,人们认为在集中营里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孽不适于活跃的想象力。从盟军拍摄的照片和囚犯们写的报道中,人们联想到一些情景,这些情景反过来又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僵化。

14

我决定去奥斯威辛看看。假使我今天做了决定明天就可以动身去的话,那我也就去了。但是,得到签证需要几周的时间。这样一来我就去了阿尔萨斯地区的斯特鲁特侯夫。那是最近的一个集中营。我从未看过任何一个集中营。我要用真实驱逐脑中的先人之见。我是搭车去的,还记得在搭乘卡车的一段路上,司机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也记得一位开奔驰车的司机,他戴着白手套开车。过了斯特拉斯堡之后,我的运气不错,搭的汽车是驶向舍尔麦克的,一个离斯特鲁特侯夫不太远的小城市。

当我告诉了司机我要去的具体地方时,他不说话了。我瞧了他一眼,但是从他的脸上我看不出来他为什么从生动活泼的交谈中突然默不作声了。他中等年纪,细长的脸,右边的太阳穴上有块深红色的胎痣或烙印,一架黑发整齐的流向两边。他看上去好像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道路上。

延伸到我们面前的福戈森山脉是一片丘陵。我们穿过了一片葡萄园,来到一个开阔的、缓缓上升的山谷。左边和右边的斜坡上是针叶松和落叶松混长的森林,偶尔路过一个采石场,或一个用砖围砌起来的、带有折顶的厂棚,或一家养老院,或一处大型别墅——那里许多小尖塔林立于参天大树之中。有时,我们沿铁路线而行,铁路线时而在左边,时而在右边。

沉默之后,他又开口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参观斯特鲁特俱夫。我向他讲述了审讯过程和我对直观形象的匮乏。

“啊,您想弄明白,人们为什么能做出那么恐怖的事情。”他的话听上去有点嘲讽的口吻,但是,这也许仅仅是声音和语言上的地方色彩。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您到底想弄明白什么呢?人们之所以杀人有时是出于狂热,有时是出于爱,或者出于恨,或为了名誉,或为了复仇,您明白吗?” 我点点头。

“有时是为了财富去杀人,有时是为了权力,在战争中,或者在一场革命中都要杀人,这您也明白吗?” 我又点点头:“但是…、··”

“但是,那些在集中营被杀死的人对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并没做过什么,对吗?您想说这个吗?您想说不存在憎恨和战争的理由吗?’”

我不想再点头了,他所说的没错,但是他说话的口气不对。

“您说得有道理,不存在战争和憎恨的理由,刽子手恨不恨他要处死的人,都要处死他。因为他这样做是按命令行事?您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吗?您认为我现在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命令吗?在谈论集中营的警卫队得到命令和他们必须要服从命令吗?他鄙视地笑了起来,“不,我不是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命令。刽子手没有遵循任何命令。他在完成他的工作,他处死的不是他憎恨的人,他不是在向他们报仇雪恨。杀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挡了他的路或者对他进行了威胁和进攻。他们对他来说完全无所谓的,他们对他来说如此地无所谓,以致他杀不杀他们都一样。”

他看着我说:“没有‘但是’吗?您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可以这样无所谓。您连这个都没学过吗?没学过要一致顾脸面?顾人的尊严?生命算什么?”

我被激怒了,但又束手无策。我在搜索一个词,或一句话,一句能让他哑口无言的话。

“有一次,”他接着说,“我看到一张枪杀俄国犹太人的照片。犹太人一丝不挂地排着长队在等着,有几位站在一个坑的边上,他们身后是手持步枪向他们颈部开枪射击的士兵。这事发生在一座采石场。在犹太人和土兵的上方,有位军官坐在墙上的隔板上,跷着二郎腿,吸着一支香烟。他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也许枪杀进行得还不够快。但是,他还是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甚至轻松愉快,也许因为白天的活总算要干完了,而且很快就要下班了。他不恨犹太人,他本是……”

“那是您吧?是您坐在墙上的隔板上,还……”

他把车停下了,脸色苍白,太阳穴上的股清在乱跳。“滚下去!”我下了车,他调转车头的方式使我不得不急忙躲闪。直到下几个拐弯处,我仍能听见他。然后一切才平静下来。

我走在上坡的路上,没有来往的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我听得见鸟鸣和树木的风声,有时还有涓涓的溪水声。我松了口气。一刻钟之后,我到了集中营。

15

我不久前又去了那儿一次。那是一个晴朗又寒冷的冬日。过了舍尔麦克,森林披上了银装,大地被皑皑白雪覆盖。集中营是一块狭长的场地,地处下斜的山坡梯地上,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一片白茫茫。从那儿可眺望到远处的福戈森山谷。二层或三层的监视塔上面的和一层的木板房上面的被漆成蓝灰色的木头与皑皑白雪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对照。当然了,那里少不了有用铁丝网围成的大门,门上面挂着“斯特鲁特侯夫一纳茨瓦勒集中营”的牌子,也有围绕集中营四周的双层铁丝网。在残留下来的木板房之间,原来都是木板房,一间挨着一间地排列着,非常稠密,可现在,地面被皑皑白雪覆盖着,什么也辨认不出来。它看起来像是为孩子们准备的滑雪橇的斜坡。好像孩子们正在带有舒适方格窗户的、可爱的木板房里度寒假,好像他们随时都会被喊进去吃蛋糕和热巧克力。集中营没开放。我只好在周围的雪地里走来走去,鞋都湿透了。我可以看清楚集中营的全貌。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参观它时是怎样从已经被拆除的木板房的墙基与墙基间的台阶上走下来的。这也使我想起了当时在一间木板房里展出的火化炉及另外的曾用做单人牢房的木板房。也使我回忆起,当时我是怎样徒劳地想象过一个关满囚犯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囚犯和警卫队都是什么样子,具体地想象过痛苦是什么滋味。我的确努力想象过,我曾望着一间木板房,闭上眼睛,思想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仔细地测量了一间木板房,从测量中算出它占用情况并想象它的拥挤程度。我听说,木板房之间的台阶同时也是集合点名的地点,点名时,从下面向上面的集中营尽头望去,看到的是一排排的后背。但是,我的这一切想象都是徒劳的。我有一种可怜的、羞耻的失败感。在回去的路上,在远离山坡的地方,在一家饭店的对面,我发现了一间被用做毒气室的小房子。它被粉刷成白色,门窗用石头围砌起来。它看上去像个粮仓,或者像个仓库,或是用人住的陋室。这个房子也不开放。我记不得了是否我当时进过里面。我没有下车,坐在车里让发动机开着,看了一会儿就开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起初我对在阿尔萨斯地区的村子里绕来绕去地去找一家饭店吃午饭有所顾忌。但是,我的顾忌并不是产生于一种真正的感受,而是产生于一种思考,一种参观一所集中营之后人们所具有的思考。我自己意识到了这点,我耸耸肩。我在福戈森的山坡旁的村子里找到了一家名为“到小花园”的饭店。从我的座位上可以看到那个平原。在那里,汉娜叫过我“小家伙”。

我第一次参观集中营时在里面转来转去,一直转到它关门为止。之后我坐在了位于集中营上方的纪念碑下,俯瞰下面的集中营。我的心里空虚极了,就好像我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内心世界寻找着直觉,而我内心又空空如也。

随后,天黑了下来。我无可奈何地等了一个小时,才搭上一辆小型敞篷货车,坐在了放货物的位子上,去了下一座村子。我只好放弃了当天搭车赶回家去的希望,在村子里找了一家便宜的客栈住了下来,并在其餐厅里吃了一块薄薄的煎猪排,配菜是炸薯条和豌豆。

我的邻桌有四个男人吵吵嚷嚷地在打牌。这时,门开了,一位矮小的老人走了进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穿着一条短裤,拖着一条木制假腿。他在吧台要了啤酒,把背和他的大秃头对着我的邻桌。玩牌的人放下牌,把手伸向烟灰缸抓起烟头向他扔去,并击中了他。坐在吧台的那个老头用手在后脑勺扑打着,好像要防止苍蝇落上似的。店主给他端上了啤酒,没人开口说话。

我忍不住跳了起来冲向了邻桌:“住手!”我气得手直打哆嗦。这时候,那个老头一瘸一拐地蹦了过来,笨拙地用手摆弄着他的腿,突然那条木制假腿就握在他的双手中了。他用假腿“啪”的一声敲在桌子上,上面的杯子和烟灰缸都滚动着摔到空椅子上。与此同时,他那没牙的嘴发出了尖笑,其他人也和他一起狂笑,但那是一种耍酒风的狂笑,“住手!”他们一边笑一边指着我说,“住手户

那天夜里,房子周围狂风呼啸。我并没有感到冷,窗前的狂风怒吼、树木的嘎嘎作响以及偶尔传来的商店的关门声都没有大到让我睡不着觉的程度,但是,我心里感到越来越不安,直到我的整个身体也开始颤抖起来。我害怕,不过,不是怕发生什么坏事。我的害怕只是一种身体状态。我躺在那儿,听着狂风的呼啸。当风势减弱、风声变小时,我才感到轻松些。但是,我又害怕风势再起,我不知道第二天能否爬得起来,能否赶得回去,不知道我将如何继续我的学业,如何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我想对汉娜的罪行既给予理解,同时也予以谴责,但是,这样做太可怕了。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但是,在谴责她的同时我还是想理解她,不理解她就意味着对她的再次背叛。我现在还没到不行的时候。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

第二天又是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搭车很容易,我在几个小时内就到了家。我徒步穿过城里,好像我离开了很长时间,街道、房屋和那里的人都令我感到陌生。但是,我对陌生的集中营世界却没有因此而更熟悉。我在斯特鲁特俱夫所得到的印象与我头脑中固有的奥斯威辛、比肯瑙和贝尔根一贝尔森的极少的情景交织混合在一起,也与它们僵化在一起。

16

我到底还是去找了审判长。去找汉娜我做不到,但是,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我也做不到。

与汉娜谈一谈为什么我做不到呢?她离我而去,她欺骗了我,她不是那个我了解的汉娜,或令我为之想入非非的汉娜,而我对她来说又是何许人呢?一个被她利用的小朗读者?一个陪她睡觉,使她获得床第之欢的小家伙?如果无法离开我,但又想摆脱我时,她也会把我送进毒气室吗?

那么,为什么我连袖手旁观也做不到呢?我心想,我一定要阻止一场错误的判决。我一定要主持公道,一种不计较汉娜的生活谎言的绝对公道,它或许对汉娜有利,也可能对她不利,但是,对我来说,这的确不是公道不公道的问题。我不能让汉娜想怎样就怎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必须要对她施加影响,如果不能直接地,就间接地。

审判长知道我们这个小组,愿意在下次开庭后与我谈一次。我敲了敲门,然后被请了进去。他问候我之后请我坐在写字台前面的一把椅子上。他只穿了个衬衫,坐在写字台的后面。他的法官长袍挂在椅背和椅子的扶手上。他朝长袍坐下去,然后又让长袍滑落在地上。他看上去很轻松,像一个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并对此感到很满意的人。脸上没有在法庭审理期间那种烦躁易怒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和蔼可亲、充满智慧、心地善良的政府官员的面部表情,原来他在法庭上用假面具把自己掩饰了起来。他无拘无束地与我聊天,向我问这问那,譬如,我们这个小组对法庭审理程序是怎样想的,我们的教授对法庭备忘录将如何处理,我们是几年级的学生,我上了几个学期了,我为什么要学法律,我想何时参加考试等等。还说,报名参加考试无论如何不应该太晚。

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之后我听他给我讲述了他的学习和考试的情况。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好,他及时地以优异的成绩修满了各科学分,最后又及时地参加了毕业考试。他喜欢做法学家和法官,如果让他重新做一遍的话,他仍旧会如此去做。

窗户敞开着,我听得见停车场上的关门声和一辆车发动马达的声音。我听着那辆车开出去,直到它的声音被喧嚣的交通淹没为止。之后,我听得见孩子们在空旷的停车场上的玩耍吵闹声,时而非常清楚地听得见一个名字、一句骂人话或一声喊叫。

审判长站起来与我告别,他说如果我还有什么问题尽管再来找他,如果需要学业上的咨询也可找他。还说我们小组对审判程序的分析评估结果应该让他知道。

我向空旷的停车场走去,请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告诉我去火车站的路怎么走。我们一起乘车的那伙人在休庭之后马上就赶了回去,我只好坐火车回去。这是一辆慢行的班车,每站都停,人们上上下下。我靠窗坐着,被其他旅客的谈笑声和他们身上所发出的气味所环绕。外面的一座座房子、一条条街道、一辆辆汽车、一棵棵树木从窗外掠过,远处看得见山脉、城堡和采石场。我能看见一切,但对什么都毫无感觉。我不再为汉娜的弃我而去、为她对我的欺骗和利用感到伤心,我不必再对她施加什么影响了。在参加法庭的审理的过程中,对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我感到麻木木仁。现在我注意到,这种麻木不仁在过去的几周里对我的感觉和思想产生了影响。如果说我完全解脱了的话,那么未免有些言过其词了,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才有可能让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并在这种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

17

六月底,宣布了审判结果。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法院大厅里像审判之初一样座无虚席,其中有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我所在大学及当地大学的学生们、一组中学生、国内外的记者和那些平时总是在场的人。大厅里喧嚣不止。当被告被传叫送来时,起初没有人注意她们,但是随后大厅就变得鸦雀无声了。首先是在被告前就座的听众安静了下来。他们碰碰左右的邻居,然后转过身来对坐在后面的人低声地说道:“注意看片于是后面的人开始向前看,并安静下来。他们再碰碰左右邻居,然后转向他们身后的男人低声说:“注意看!。这样,审判大厅终于变得鸦雀无声了。

我不知道是否汉娜自己也清楚她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也许她愿意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她穿了一套黑色套装,配一件白衬衫。那套装的式样和衬衫的领带使她看上去就好像穿了一套制服。我从未见过为纳粹党卫军工作的女人们所穿的制服,但是我认为——所有其他的听众也都这样认为,我们眼前的这个制服就是纳粹党卫军的女式制服,这个女人就是穿着这样的制服为纳粹党卫军工作的,汉娜的所作所为就是她被控告的原因。听众又开始小声嘀咕起来。很多人发出的愤怒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他们认为审判过程、判决还有那些为听宣读判决结果而来的人都被汉娜嘲弄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少数人向汉娜又喊又叫,清楚地说出他们认为汉娜是什么东西,直到审判人员步人大厅,审判长愤怒地看着汉娜宣布判决结果时人们才安静下来。汉娜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地听着。当宣读判决原因时,她坐了下来。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汉娜的头和后颈。宣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当宣判结束后被告被带走时,我在等着,看汉娜是否会看我一眼。我坐在老位子上。但是,她目不斜视,看穿了一切。那是一种高傲的、受到伤害的、绝望的、无限疲惫的目光,一种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想看的目光...

第一部 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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